叶鹏飞:在感激李显龙之外

新加坡选民的理性与公平,因而是成就李显龙政治生涯的重要配对因素,跟舆论对待李显龙卸任的反应一样,同样值得感激。

自李显龙总理宣布要在5月15日卸任,交棒给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后,各界纷纷对他几十年来为国家所做出的奉献和牺牲,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。平心而言,他当之无愧。与其他国家不同,在新加坡从政,虽然是一种荣誉和成就,但个中的酸甜苦辣,诚是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;缺乏正确的心态,可能还容易身败名裂。

李显龙在1984年从政,在2004年起接任总理长达20年,期间领导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经历了2006年、2011年、2015年和2020年四次全国大选,以及2012年的后港区、2013年的榜鹅东区,以及2016年的武吉巴督区三次补选。2011年5月7日的全国大选,事后被他形容为新加坡政治上的“分水岭”选举。

这场选举的重大意义,不仅于在野的工人党首次赢得被视为行动党选举堡垒的集选区,导致包括时任外交部长的杨荣文,以及首次参选的未来卫生部长王乙康等五人落选,更考验李显龙在面对重大挫败时如何反应的政治智慧。他在选后的记者会上说:“行动党将检讨这次选举结果,我们很清楚地听到你们的心声。行动党认真对待选民的意见,将改进政策,希望今后能够更好地与人民沟通。”

听其言观其行,事实证明李显龙这番话并非在敷衍选民。尽管并非尽善尽美,他所领导的政府在分水岭选举后,确实出现了执政风格与路线上的转变,通过各种尤其是针对提高人民福祉的政策,重新赢取民心,且强化人民对政府的信任。刚在3月12日发布的国际咨询公司爱德曼(Edelman)2024年度信任度调查(Trust Barometer)发现,新加坡人对政府的信任度比上一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至77%,在全球对政府信任度平均为51%当中一骑绝尘。

这当然要归功于李显龙愿意认真对待民意。这点非常关键。设想,若换作建国总理李光耀,选后的政治反应很可能是强化既定路线,最终错失政府与选民建立互信的契机。另一点同样关键的,是新加坡选民在2011年大选所展现的集体政治智慧。行动党的全国得票率为60%,比上一届下跌了6个百分点。简约而言,选民克制而公平地表达了不满,一方面申诉国家的方向走偏了,另一方面却没有完全否定行动党多年来的苦劳。

正是国人这种集体意志的理性展现,让李显龙有了表现个人政治技艺的宝贵机会。从2011年到他卸任,李显龙大体让国人对他真心以国家为重的执政理念心服口服。一个具体的例子是2020年大选,工人党再下一城,赢得了第二个集选区,在国会的席次从六席增加到10席。李显龙在选后做出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,正式设立国会反对党领袖一职,并邀请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出任。他身体力行地表明,虚心接受有越来越多国人希望国会出现更多元的声音、更不同的点子,来应对越来越复杂和艰巨的挑战这一政治现实。

设立国会反对党领袖的意义非凡,它反映李显龙对于选举结果所代表的选民诉求,是从国家大局而非党派立场来理解和回应的。对比过去行动党对于反对党选区的政策歧视,如组屋翻新排在最后等,用“世界上没有执政党会去帮助反对党壮大”的论述来合理化,这显然是一种认知上的跃升,体现了民主领袖应有的政治胸怀。

新加坡选民的理性与公平,因而是成就李显龙政治生涯的重要配对因素,跟舆论对待李显龙卸任的反应一样,同样值得感激。没有选民的挑战,就难有李显龙优异的政治回应。选民的素质,从2015年9月11日的选举结果可见一斑。那年行动党得票率高达70%,虽然分析多认为,这一得票率比分水岭大选高出近10个百分点,是因为选民感怀在同年3月23日逝世的李光耀,以及国家刚在8月9日庆祝50岁生日,但这不足以完全解释行动党的选举佳绩——对李显龙在分水岭大选后改善执政风格的肯定,应是另外的原因。

记得一位曾旅居本地、崇尚法治与社会秩序的台湾朋友说过,新加坡人是有福报的。这一评语,至今仍然有效。承乃父之风,李显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领袖,从政的一生几乎都在忧国忧民。新加坡由这样的领导人执政,确实有福气。同理,国人在独立后对行动党的支持,并非毫无条件,而是根据政策的好坏,在每一届大选严格打分,勿宠勿纵。固然当中有不理性的投票行为,但每一次大选所展现的集体判断,都不失公允。新加坡有这样的人民,不啻是一种福气。

但福气不是永恒的,福报也并非必然的。所谓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”,又谓“人为善,福虽未至,祸已远离”,在在提醒人们在惜福感恩之余,也必须时刻行善积德。表现在政治上,善德就是从政者与一般人都须意识到,国泰民安是持续努力、勇于承担和不吝付出的综合结果,不能忘其所以,因为环顾四周,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,成功的国家凤毛麟角。

(作者是《联合早报》言论主任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