廖建裕:回顾1998年5月印尼反华人暴行

1998年的5月暴行后的改革是个“三心二意”的改革运动。新的势力出现了,但旧势力依旧根深蒂固。军人虽然没有像苏哈多时代的势力那么强大,可还是举足轻重。那些与暴力事件有关联的军官,由于证据不足,在改革时期依然逍遥法外,甚至还身居高位。

26年前的5月,印度尼西亚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反华人暴行。这个暴行,至今还没有找到幕后的黑手。有些人开始将之淡忘,有些人记忆犹新。实际上,它将成为印尼和世界华人的历史记忆。

现在回顾这起反华人事件的来龙去脉,是有其意义的,因为这类事件还可能重演。这起事件,是苏哈多集团在苏哈多倒台前的最后挣扎。

5月暴行的起因有历史根源。一般上印尼华人在经济上的地位,比所谓的印尼土著高些,文化与印尼土著文化有异。华人与土著间有合作也有摩擦,许多土著精英对华人有重大偏见。但是,不论是华人也好,土著也好,他们的族群都不是统一体。在苏哈多时代末期,土著之间的政治权力斗争愈加激烈,贫富之间差距扩大,遇到金融风暴,民不聊生,怨声载道,学生与反对派游行示威,要苏哈多下台。苏哈多集为转移人民视线,把矛头指向华人,导致对于华人的不满情绪急速扩散,各种反华与排华活动层出不穷,为1998年5月的暴力事件制造条件。

事件发生前,苏哈多集团内部分裂,反华势力抬头。苏哈多家族开始有计划地展开反华人行动,把经济危机归罪于华人,企图保住垂危的政权,酝酿了1998年5月的暴力事件。5月13日及14日一连两天,暴徒在首都雅加达烧毁掳掠华人的财富,光天化日下轮奸杀害华族妇女,可说是无法无天。印尼华人纷纷逃亡,有的逃到国外,有的迁移到印尼较安全的区域。

印尼华人的悲惨遭遇,引起世界媒体的关注,全球华人纷纷谴责。暴行发生不久,就出现了不少有关此事件的报道文章、新闻图片集,甚至刊物专辑。然而,较深入且有系统地分析此事件来龙去脉的学术专著却很少见,简玛·波蒂(Jemma Purdey)博士于2006年出版的作品填补了这个空缺,至今还没有新作能比此书更加深入探讨这个事件。我这里的叙述和分析,大部分都是根据简玛的著述。

当年发生的暴力事件,并不限于雅加达,在梭罗也发生类似事件,但较少人提起,有专家认为它的情况比雅加达的严重。起初虽有强烈的反华人因素,但是后来演变成为反苏哈多政权的民主运动,势力增强,猛不可挡。苏哈多为了避免血腥冲突,立马让位给副手哈比比,从此开始了印尼史上的“改革时期”。

寻找真相委员会报告书

新上台的哈比比总统,在国内外的压力下,终于组织了“寻找真相委员会”,以便平息国内外的抨击。这委员会由军人、官员与民权人士共18人组成,代表了不同的压力集团,因此意见常有分歧。所以,报告书的内容可以说是容纳各方意见,具有妥协性。它暴露一些重要的事实:5月的暴力事件是与上层领导有关系,模式类似军事行动,华族妇女有52人遭强暴,不过动机未明。

事件发生的那两天,警察袖手旁观,军警也不知去向,确实令人费解。当时的战略部署司令、苏哈多前女婿普拉博沃将军,与大雅加达市军区司令夏弗里(Sjafrie Sjamsoeddin)将军,在事件中的角色不明,还必须进一步调查。简玛说,报告书并没有指出幕后的黑手,当然也没有说明谁应该负起责任。诸多问题,依然没有解答。

可是,报告书已承认这不是一般的暴力事件。根据简玛的研究,暴乱发生的第二天,雅加达军部与一些要员曾经召开过秘密会议,普拉博沃与夏弗里皆有出席。然而,他们都矢口否认曾经讨论有关上述问题。但是当时的华人社会深信,此事是普拉博沃在幕后操纵。

1998年5月暴行后反苏哈多的示威持续,苏哈多终于下台,华人与印尼土著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。在爪哇几个小城市,华人与印尼土著之间往往会因为芝麻小事而引发族群冲突。不过因没有上层人士参与,所以没演变成为种族暴乱。印尼社会虽已经民主化,可是基本的结构并没有改变,族群的关系也没有本质上的改善,所以不能保证反华暴力事件不会重演。然而,必须在此指出,在改革时期,印尼华人的地位逐渐提高,待遇也逐渐好转,政治和社会获得了暂时的稳定,华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法律上的平等待遇,至少理论上是如此。

其实,1998年的5月暴行后的改革是个“三心二意”的改革运动。新的势力出现了,但旧势力依旧根深蒂固。军人虽然没有像苏哈多时代的势力那么强大,可还是举足轻重。那些与暴力事件有关联的军官,由于证据不足,在改革时期依然逍遥法外,甚至还身居高位。

苏哈多家族的势力虽然已被削弱,但是仍然屹立不倒。新的改革派的势力开始兴起。佐科代表这个新的改革派的力量。可是到后来,这新旧势力逐渐走在一起,代表旧势力的普拉博沃与代表改革派的佐科合作,佐科的长子与普拉博沃组成正副总统,参加今年的总统选举且成功当选。普拉博沃变成了佐科的继承人。很少人会相信,普拉博沃能够代表改革派的阵营,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旧势力的复辟。

与1965年930反华事件对比

应该指出,印尼建国以来有两件被外界认为是反华大暴行:一件是1965年的反华事件,另一件是1998年的反华暴行。这两件所谓的反华事件,其实是不同的。后者是“种族冲突”,滋事者的目标是华人(尤其是印尼华人),而前者是“政治意识”的斗争,对象是印尼共产党和共产中国。1965年传印尼共产党发动930运动,指控右翼军人策划夺权。但是930运动失败,军人开始反击,指控印共策划夺权,中国支持印共,并且大规模剿共。

在1998年的暴行中,暴徒和幕后的主持人没有华裔参加策划,没有反中国的言论,也没有攻击中国使馆和与中国有关的机构,暴行纯粹是针对印尼华人,不管是外侨或者印尼籍的房产和企业,都不能幸免,甚至连在文化上接近“同化“的土生华人,以及亲印尼政府的华裔人士,也成为攻击对象。政府智囊团的重要成员尤索夫·瓦南迪(林绵基),在5月暴行后著文评论,华人华裔已经不被当成“印尼民族”的一员。

由于1998年的反华暴行是针对华人,尤其是印尼华人,而不是针对中国,所以中国政府没有提出抗议。直到7月间中国驻印尼大使才向哈比比政府表示“关切”,要求印尼政府保护少数族群的生命和财产。当时北京政府还相当孤立,对于苏哈多政权还抱有希望,似乎不愿失去印尼的支持。

可是,1965年的反华事件不同,它是反印共和反中国的运动。在这个运动中,由不少右翼印尼华裔参加策划,他们攻击左派人士(包括华人在内),同时,指控北京参与1965年的事件,于是攻击北京的大使馆、领事馆和新华社。北京也站在印共这一边,谴责印尼军人政府。两国关系急转直下,终于在1967年决裂。1965年的所谓反华事件,传说反华暴徒和军人屠杀了几十万甚至是100万的印尼华人。其实,屠杀事件主要发生在乡村地区,村民都是印尼土著,“万人冢”据说到处都是。然而,印尼华人一般上都住在城市,参加印共的不多,所以受害人数也非常有限。(有关印尼大屠杀的遇害族群,请看参考《联合早报·言论版》2016年5月14日的拙文。)

作者是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资深访问研究员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